上海配资门户“征韩论”变得更为明确
在日本的古老传说和传统中，有一种说法认为古代日本曾经统治过朝鲜。比如，有人认为“朝鲜是素戋鸣尊走过的土地，素戋鸣尊是三韩的祖先”，还有人说“日本的神和天皇曾经统治过朝鲜”。这些观念长期影响着一些日本人的看法，尤其是在德川幕府时期，很多日本人认为朝鲜是日本的一个附属国。\n\n其中，一位名叫山鹿素行的人物（1622-1685年）在1673年写了一本叫《武家事纪》的书，里面讲述了武士的传统。书中提到，丰臣秀吉晚年攻打朝鲜，显示了非凡的勇气和策略。书中写道：“朝鲜是日本的附属国，从古代神功皇后征伐三韩开始，历代都有明确记载。后来，日本的王权衰落，武士们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影响四方。因此，朝鲜与日本断绝了朝贡关系，只保持友好的邻邦关系。”\n\n这些描述明显显示了日本曾经征服过朝鲜的想法。
神功皇后攻打朝鲜
从18世纪末开始，德川幕府的内部矛盾越来越严重。武士变得贫困，农民也破产了，很多起义不断发生。这时，近代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开始东来，先是沙俄从南面威胁日本，后来又有美英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这些事件让幕府的思想家们意识到以前从未想到的国家危机，逐渐形成了近代日本的民族主义。
但是日本现在还不能抵抗西方国家的骚扰和侵略，所以民族主义慢慢变成了侵略主义和向外扩张。他们只能选择向近邻和弱国扩张。其中有一个想法是“征服韩国”，来弥补西方国家侵略给日本造成的损失。
到了幕府统治的最后阶段，日本正经历着内外交困的时期，“征韩论”变得更为明确。这一观点的主要倡导者是当时思想界的两位重要人物：桥本佐内（1834—1859）和吉田松阴（1830—1859）。
吉田松阴主张“积极开国”，他认为日本应该不顾其他国家的想法，把库页岛、琉球纳入日本版图，并通过武力占领朝鲜、满洲、台湾以及吕宋岛（菲律宾）。
吉田松阴在1854年的一本书中提到，如果朝鲜的军舰和大炮稍微强大起来，就会有人指责朝鲜，要求它纳贡，就像过去强盛的时候一样。1855年，他在与美国和俄罗斯签订友好条约后说：“我和美国、俄罗斯的和约已经确定，不能随意违背，否则会失去信誉。但必须严格遵守条约，维护信用，趁机积累国家实力。朝鲜和满洲是容易取得的地方，我们应该用这些地方来弥补在与美国和俄罗斯的交易中失去的。”
松阴吉田
有人提出打着讲“信义”的旗号顺从欧美，同时侵犯朝鲜半岛和中国，包括琉球、库页岛等地区。此人希望通过欺负周边弱小国家，来实现自己成为欧美列强一员的梦想。
桥本左内（1834—1859年）支持幕政改革，他提出了这样的想法：“把美国当作我们的东边藩国，西洋视为藩属之地，与俄国结为兄弟之邦，先占领周边的国家最为重要。”因此，在幕府末年，许多思想家和政治家认为这是日本摆脱贫困、走出困境的唯一出路，称其为“补偿论”。这个理论认为，在明治维新初期，日本实力较弱，无法对抗欧美各国，只能在各方面屈服于这些列强。于是，日本通过侵略弱小国家（如朝鲜和满洲）来弥补在政治、经济和精神上失去的东西。这种思想鼓励了明治初期那些主张征讨朝鲜的人，并为他们的观点提供了理论依据。
马岛危机让日本感到紧迫，成为了后来提出“征韩论”的一个重要背景。对马岛位于东亚海域的关键位置，是连接日本和朝鲜的重要通道。在德川幕府时期，日本和朝鲜基本上维持着友好的关系，而对马藩则充当了两国交流的唯一桥梁，它位于日本和朝鲜半岛之间的海峡中，控制着海峡的入口，对海上交通来说非常重要，属于日本的长崎县。
马岛自古以来就是个争议之地，许多国家都虎视眈眈。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俄国战败，不得不将注意力转向东北亚，并在那里加紧扩张。这令英国感到不安。为了对抗俄国在东北亚的势力，英国对日本的对马岛产生了浓厚兴趣。对英国而言，占领对马岛意义重大，可以作为军事基地，巩固在东亚的地位，还能控制沙俄在东北亚的出海口，阻止其向太平洋南下。对于俄国来说，对马岛是进出朝鲜海峡的关键，东可入侵日本，西可包围朝鲜半岛，南可进入太平洋，战略价值不言而喻。因此，以英国和俄国为主的列强对对马岛的争夺愈发激烈。
1859年末，英国的“阿克特恩”号军舰来到对马海岸进行水文测量，英国驻日本领事霍奇森提议在此建立英国的军事基地。俄国得知后，于1861年3月，派遣“波萨得尼克”号军舰强行进入对马岛水域，俄国舰长彼里列夫以军舰需要维修为由，要求日本允许“波萨得尼克”号在芋崎浦停靠。当时，对马岛及其附属岛屿统称为对马，一直由对马宗氏家族统治。
马对藩的首领对这件事表示了不满，但俄国军舰的指挥官依然坚持要获取物资和食物。到了四月，沙俄的水兵登陆对马岛，面对岛民的坚决抵抗，俄方指挥官便要求获得芋崎一带的长期租借权。藩的首领虽然镇压了岛民的反抗，但还是向幕府请求将藩迁移到九州。不久，俄国军舰再次驶入日本的内海古里浦，无视对马藩官员的阻止，擅自测量水域情况，并不顾德川幕府的态度，在那里砍伐树木建立营地、粮仓和医院，实际上已经把那片地方占为己有。
五月，彼里列夫向对马藩厅夸大了英国对对马岛的兴趣，请求租借土地以防止英国的军事行动，并要求拜见对马藩主。对马藩厅感到难以应对，迅速将此事上报给幕府，幕府随即派遣外交长官小栗进行交涉，要求俄国军舰离开对马岛。但俄国拒绝了这一要求，幕府无奈之下只能向英国求助。英国政府认为俄国占领对马岛是不可接受的，要求俄国军舰立即撤离对马岛。1861年8月，英国驻日公使阿礼国公开表示，英国政府不会对俄国军舰进入对马岛坐视不理。随后，英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官霍普海军中将带领两艘军舰进入对马。在英国的军事压力、国际舆论以及对马岛民的顽强抵抗下，9月2日，俄国军舰被迫撤离对马岛。
马岛危机让日本意识到对马海峡和朝鲜半岛在现代东北亚事务中的关键作用。为了在未来的竞争中占据优势，日本开始更加关注朝鲜的事务，并有人提出了“征韩论”，这最终成为了明治政府提出“征韩论”的一个重要原因。
明治时期的日本政府计划攻打朝鲜。在明治初期，他们已经形成了“在欧美受挫后，转向亚洲”的想法。在这个阶段，日本政府内部对是否攻打朝鲜的看法是一致的，没有反对的声音。1868年12月，明治政府通过对马藩主宗义达告诉朝鲜，日本已经“恢复王政”，并派遣了对马藩的樋口铁四郎一行携带国书前往朝鲜。但是，由于日本国书中出现了“皇室”“奉敕”等不符合朝鲜规矩的词汇，朝鲜拒绝了这份国书。
在一百多年前，朝鲜被李氏王朝的大院君统治着，他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来防止外敌入侵。因为闭塞，朝鲜的经济很落后，需要依靠清朝来保护。朝鲜与中国保持着“宗藩”关系，只承认中国是宗主国。朝鲜与日本的交往是通过一个叫对马藩的地方进行的。
因为在明朝时期，日本曾两次侵入朝鲜，这让朝鲜政府对日本一直保持着警惕。此外，朝鲜的文化观念认为，“皇室”和“奉敕”这样的词语只能用于中国皇帝。因此，当日本的文件中出现这些词语时，朝鲜觉得自己的地位被贬低，感到受到侮辱。朝鲜的官员安俊卿坚决拒绝了这份不敬的文件，表示不会呈交给政府。
即便如此，日本并没有放弃，他们觉得朝鲜政府的态度非常不友好，有些人开始谈论攻打朝鲜的事。最早在明治政府中提出攻打朝鲜想法的是木户孝允。
木户孝允
木户孝允跟随着吉田松阴学习，深受他的思想影响。在1868年12月14日的日记中，他提出了“征韩论”。到了1869年1月，他正式向辅相岩仓具视建议侵略朝鲜半岛，认为朝鲜是日本稳定和未来扩张的重要基础。他还提出要派遣使者到朝鲜，如果朝鲜不顺从，就要对其发出警告，并展示日本的强大。他与军务官副知事大村益次郎一起策划了“征韩”行动。木户孝允在他的日记中把“征韩”视为日本的一项重要政策，认为征服朝鲜是日本走向富强的关键，希望这一政策能够长期维持。
1869年8月24日，日本外务大丞柳原前光向政府提交的《朝鲜论稿》中提到：“朝鲜国是北连满洲、西接鞑清之地。若能使其归顺，将为日本保全根基，将来进一步征服世界打下基础。”明治政府接受了这个建议，并于1870年1月再次派遣使节，携带国书前往朝鲜。朝鲜以国书不合体例为由拒绝接受。这次出使的使节是佐田白茅和森山茂。在得到朝鲜的回复后，他们立即向日本政府报告，并建议立即出兵征服朝鲜，认为朝鲜拒绝接受国书是对日本的侮辱，应当进行惩罚。
实际上，当明治政府的领导人做出这个决定时，他们清楚朝鲜肯定会拒绝。这次访问名义上是为了与朝鲜建立外交关系，但实际上日本是想以此为借口，发动攻击，展示自己的实力。日本学者井上清在其著作《日本军国主义》中提到，所有关于征韩论的书籍都声称，朝鲜多次对日本无礼，甚至停止供应食物给日本使馆的人，因此西乡等人为了保护侨民和维护国家尊严才决定征韩。然而，这完全是歪曲事实，目的是让侵略显得合理。实际上，明治初期的“征韩论”并不是因为朝鲜的无礼，而是出于多种实际目的。
从日本的国防角度来看，朝鲜的位置对日本来说非常重要。日本以防止俄罗斯侵犯朝鲜为理由，出兵占领朝鲜，并把它当作进攻中国的前哨站。从日本经济发展角度来看，明治政府希望通过征服朝鲜来控制整个东亚，为日本的经济发展打下基础，并为后来向南扩张铺平道路。
这样做还能缓解国内的财政问题，转移民众的不满情绪。日本通过兵制改革和废藩置县，导致许多武士失去了身份和工作，变成了无业游民，这使得国内局势变得非常混乱。此外，日本还希望通过侵略朝鲜来获得在国际竞争中的优势，为长远的发展打下基础。从1871年开始，木户孝允和岩仓具视等人一直在策划入侵朝鲜的计划。
西乡隆盛正式提出了征讨韩国的主张。
西乡隆盛在1870年初辞去了官职，回到了鹿儿岛老家。但是，为了推动废除藩国制度，大久保又请他回来管理军队。到了1871年11月，日本派出岩仓使节团前往欧美考察，西乡隆盛则留在国内，负责政务，成为了留守政府的首席参议，掌握了明治政府的实际权力。西乡隆盛的治国理念以强化军队为首要，之后通过强军来促进国家富强。此外，他和木户孝允一样，深受幕府末期吉田松阴征伐朝鲜思想的影响，加上他好战的武士身份，成为了明治初期“征韩论”的主要倡导者。
西乡隆盛是一位重要的人物。
在1872年的八月，日本政府决定再次派遣使者前往朝鲜，于是外务大臣花房义质被派往朝鲜进行交涉。然而，朝鲜方面依然不予理会，并且中断了与日本在釜山的贸易往来。这引起了日本国内的广泛讨论，大家普遍认为，朝鲜这种无礼的行为不能被忽视，必须采取强硬措施，用武力让朝鲜正视日本，建立所谓的“正常”关系，以防其他国家借机入侵朝鲜，从而保障日本的安全。
因此，日本采取了更激进的步骤。在1873年初，日本外务省利用废藩置县的机会，撤销了对马藩在釜山的草梁倭馆，并将其改名为“大日本公馆”，派遣官员进行管理。在此之前，朝鲜与日本的交流都是通过对马藩进行的，而朝鲜国内对外来者抱有强烈的排斥心理。就像1865年朝鲜国王给清朝皇帝的信中所说：“朝鲜是一个弱小的海边国家，人民贫困，资源匮乏，没有金属和宝石，如果粮食和布匹等物品流出国外，国内将陷入困境，这个小国无疑会陷入极大的危险。”因此，朝鲜对那些极力排斥欧美列强的日本也十分反感。
日本的这一举动让朝鲜非常生气，再加上一些商业上的矛盾，朝鲜政府在5月于公馆门口贴出告示，内容大致是：“那些受制于他人却不知羞耻的人，改变了自己的风俗习惯，已不能算是真正的日本人，不允许他们进入我国，如果不是挂着日本旧标志的船只，也不允许入境。”朝鲜还指责日本是“无法治国”，两国的关系因此更加紧张。
西乡隆盛抓住这个机会，再次提议向朝鲜派遣全权大使进行谈判。他的目的主要是批评朝鲜对待邻国的态度不友好，并要求改正过去的不当行为，以建立更加稳固的外交关系。他认为，朝鲜可能会轻视这一提议，甚至可能伤害使节，这样就可以作为借口出兵讨伐了。他还主动提出愿意担任这个危险的使节职务。
1873年8月，明治政府在西乡的主持下，决定派他去朝鲜当使者。他们计划引诱朝鲜人对西乡下手，然后以此为理由攻打朝鲜。西乡自己也觉得，把国内的矛盾转移到国外，可以促进国家的发展。他还说，在西方列强东扩的时候，与其被动挨打，不如主动出击，占领朝鲜、琉球、库页岛等地，为将来的发展打下基础。
一些人急切想要发动战争，目的是想要侵占朝鲜。这个计划被太政大臣三条实美报告给了天皇睦仁。当时天皇正在距离东京大约100公里的箱根度假，三条实美特地赶到箱根，请求天皇定夺。西乡隆盛焦急地等待天皇的决定，准备前往朝鲜。天皇的决定下来后，西乡计划在9月20日出发。然而，在9月13日，岩仓带领的伊藤博文等使节团成员回到了日本，他们认为现在派西乡去朝鲜会引发不必要的冲突，坚决反对这个决定，一致认为应该先稳定国内。
当“征韩论”变得非常热门时，国内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他们认为应该先把国内的事情办好，暂时不要征韩，这些人被称为“内治派”。
“内治派”的形成带有一定的偶然因素。1871年9月，参议大隈重信建议向欧美派遣使节团，他认为：“处理萨长之间的争斗和解决官员安置的问题非常棘手，同时还要清除阻碍改革的各种障碍。因此，可以把那些不利于改革的人派出去，在这段时间内进行全面的改革和整顿。总之，要尽快并尽可能多地派遣一些人。”此外，根据“安政条约”的规定，条约签订14年后可以进行修改，到1872年7月4日，《日美友好通商条约》正好满14年。因此，明治政府的决策人物下定决心向欧美派遣使节团。
日本派遣的岩仓使节团
1871年底，为了改善与欧美国家的关系并学习他们的制度和文化，日本明治政府派遣了一个使节团前往欧美。这个使团由右大臣岩仓具视担任特命全权大使，成员包括大藏卿大久保利通、工部大辅伊藤博文、参议木户孝允、外务少辅山口尚方等重要官员，以及其他工作人员共48人。1872年1月，使团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首先尝试与美国协商修改不平等条约，但美国却以各种理由拒绝。这次尝试的失败让使团成员深刻意识到，作为弱小的日本，想要成功修改条约是不现实的。因此，他们决定将重点放在考察和学习欧美国家的制度和文化上。
在美国考察结束后，使节团又相继访问了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德国、俄国、丹麦、瑞典、意大利、奥地利和瑞士等11个国家。他们深入考察了各国的政府机关、工农场所、交易所、学校、报社以及福利设施等，亲眼见证了这些国家几个世纪积累的辉煌成就，令人惊叹不已，如痴如醉。
这次访问欧美，使节团的成员们深刻体会到，西方国家之所以强大，是因为他们拥有先进的工业和活跃的国际贸易。他们认识到，国家的富裕是治理国家的基础，而发展工商业则是国家富强的根本。这次经历让他们得出了几个重要结论：在当今世界，要对抗欧美列强的强硬政策，首要任务是增强本国的实力，做到国富民强，否则只能屈服于列强之下；强大的国力能让自己的主张超越弱小国家，从而确立了以国内发展为先的政策方针。
所以，回国后就连最早主张征讨朝鲜的木户孝允也改变了看法，他主张先搞好国内事务。他说：“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节俭，管理好国家财务，先提升国内治理水平，增强国家实力，暂时搁置对外扩张，把重点放在国内治理上。”
大久保利通通过对国内外情况的分析，提出了七个反对征伐韩国的理由：
政府根基还不稳，这两年各地经常发生骚乱。
政府的钱不够用了，欠了一大堆债。
新政府的改革工作还未完成，战争可能会让这一切努力功亏一篑。
四、这将进一步扩大进出口的差距；
五、这会让想占日本便宜的俄国有机可乘，向南扩张。
六、担心英国作为日本的主要债主会进一步控制日本的内部事务；
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调整那些不公平的协议，让国家重新获得独立自主的权利。
岩仓俱视在给朝廷的奏折中提到：“经过这次欧美之行，实地考察后发现，修改条约的难度远远超出预期，不是短期内能实现的。要想恢复国家权利，必须实实在在地增强实力。这只有通过不断改善政治，使国家变得更加强大才能做到。……我国自维新以来仅四五年，国家基础还不稳固，政治体制也不够完善，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一切井然有序，但实际上危机四伏。当前形势下，我们还不具备轻易对外扩张的实力。”
以岩仓具视为首的使节团通过访问欧美，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国际社会和国际形势。他们发现日本与当时的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在先进和文明程度上有着很大的差距，因此一致认为首要任务是整顿内政，发展经济。回国后，他们成为了“内治优先”派，坚决反对“征韩论”。大久保在反对征韩的意见书中明确指出，如果对外征伐，将会影响海路军、教育、司法、开拓等事业的发展，进而影响到日本的内政建设。大久保等人反对征韩还有另一层原因，那就是如果征韩成功，征韩派的影响力会增强，甚至威胁到他们自己的地位，这是他们不愿意看到的。双方意见不一，争论激烈，尽管时间不长，但这场关于“征韩论”的争论非常激烈。
“主张对外强硬派”与“主张内部治理派”的分歧
岩仓使节团在出国前和留守政府达成了一项协议，即在他们不在国内的时候，不得进行任何改革。协议中有一条特别指出，在大使回国之前，国内的事务尽量不要做新的改动，如果实在需要改动，必须先通知大使。然而，在岩仓使节团访问期间，征韩派控制了国内事务，无视之前的约定，决定派遣使者前往朝鲜，寻找征韩的理由。1873年，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和岩仓具视等人先后回国，他们在外期间的见闻让他们深刻意识到日本与欧美国家之间的差距，认为日本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整顿国内事务，而不是对外侵略。他们坚决反对征韩的计划，并与征韩派形成了对立，双方围绕是否征韩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这场辩论对日本近代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反对征韩的人主要分为三个不同的政治立场群体：第一个群体是由西乡隆盛领导的极右派，以及后来的自由主义者板垣退助等士族反对者；第二个群体是负责外交事务的外务省，以外务卿副岛种臣为代表的国家权力论者；第三个群体则是由江藤新平、大木乔任和后藤象二郎领导的左翼自由改进派。
这个团体最积极地主张进攻朝鲜。他们的拥趸主要是那些在改革中力量被削弱、地位不稳的武士。这些武士希望通过对外扩张，找到用武之地，从而重新在政坛上获得优势地位。
西乡隆盛是武士阶层的领军人物，他积极提倡通过武力扩张来实现国家目标。西乡出生在鹿儿岛一个贫困的武士家庭，从小就接受了严格的武士训练，深受日本武士道精神的影响，坚信武力可以解决所有问题。他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在多次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逐渐成为武士阶层的领袖。在他看来，日本要想变得强大，并在国际舞台上与欧美列强平起平坐，就必须采取侵略行动，通过对外扩张来增强自身实力。他主张应该趁着法国、普鲁士、俄国等国无暇东顾之时，占领朝鲜、满洲乃至中国，以此为跳板，进一步入侵欧亚其他国家。
实际上，西乡当时的想法并不像很多人以为的那样，仅仅是因为对朝鲜的不满而想要征服朝鲜来提升日本的声望。更多的是他在为自己的未来和武士阶层的命运担忧。尽管西乡回到了朝廷，领取着最高级别的俸禄，但很多事情都不顺利，也没有真正的权力，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对于像他这样骄傲的人来说，这种处境几乎难以忍受。就在他感到失意的时候，征韩的问题出现了，这对他来说就像是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希望能借此改变现状。
那时候，日本底层人民生活艰难，经常起来反抗地主的压迫。从1868年到1873年，有409次这样的反抗事件。这些斗争对刚刚成立、根基不稳的明治政府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威胁。此外，在军事改革和废除封建领地的过程中，至少有40万武士失去了工作，他们对此非常不满。以西乡隆盛为首的一群人认为，对外扩张是解决武士困境的唯一办法，也可以把国内的矛盾转移到国外。西乡利用国内反对政府的力量，为他的“征韩论”赢得了支持。没落的武士们希望通过迫使政府采取军事行动，重新获得他们在军事上的优势地位，解决自己的问题。
支持征韩的另一股力量主要来自外务省，当时的外务卿是副岛种臣。他的主张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美国顾问李仙得的影响。李仙得认为，日本应当占领朝鲜来控制辽东，夺取台湾以制约中国，这样一来，日本就能在中国周围形成半圆形包围，有效抵御俄国在东方的扩张压力。
日本外务省想要在欧美和俄国之前先控制朝鲜，这样不仅能保护日本的安全，还能为以后的扩张打下基础。副岛种臣希望通过占领朝鲜，并强迫其签订不平等条约，来提升日本的国际地位，争取与强国们平等对话的机会。
第三个集团的态度比较独特，表面上看起来像是提倡自由的，但实际上又支持向外扩张，这显得非常矛盾。实际上，他们所谓的自由背后隐藏着一种作为反对派来对抗政府的想法。在日本那段时期，政府内部以萨摩和长洲为主导，而大多数自由改革者来自土佐和肥前两地，这两地的力量相对较弱。
江藤新平是这一派别的代表人物，他出生在一个实力较弱的佐贺藩，主张打破藩阀体系。朝鲜远征给了他一个机会，可以挑战由萨摩和长州两藩主导的政府官职分配。可以看出，他的动机并不单纯。后藤象二郎的态度也不坚定，当内阁会议投票决定是否进行朝鲜远征时，尽管他清楚其中的利害关系，却选择了弃权，保持中立。这导致原本占优势的“征韩派”提议未能通过。
支持攻打朝鲜的人想法很复杂。他们的思想并不一致，比如板垣退助虽然和西乡一起行动，但他并不是想帮助西乡建立军事统治，而是希望通过这次行动建立一个由各藩重要人物参与的议会制度。这说明他们在未来的政治体制上有不同的看法，每个藩都有自己的一套做法。
与主张征韩的人相比，主张国内改革的人主要由岩仓使节团的成员组成。岩仓使节团在海外考察时，留在国内的政府违反了之前的协议，决定对韩国采取行动。这个决定一旦实施，岩仓等人在日本政府中的影响力肯定会减弱，这是他们不能接受的。此外，通过海外访问，岩仓等人意识到日本的封闭和落后，以及与欧美强国之间的差距。无论是为了自身的政治地位，还是为了日本的经济发展，岩仓使节团坚决反对西乡急于征韩的决定，形成了统一的反对意见。以岩仓具视为首，包括萨摩的大久保利通、长州的木户孝允等“内治派”成员紧密团结，坚决反对征韩。
岩仓具视原本是京都一个低级贵族家庭的孩子，后来在1836年被贵族岩仓具康收为养子。1854年，他开始担任孝明天皇的侍从。到了1867年，他主要策划了王政复古，帮助明治天皇登基。他对皇室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在当时的争论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内治派的另一位关键人物是大久保利通，他和西乡都是萨摩出身，同样来自鹿儿岛，从小就和西乡隆盛是好朋友，关系非常密切。他们三人，加上木户孝允，被称为“维新三杰”。大久保在外出考察时，听到了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的“强权即公理”的言论，感到非常震撼和敬佩。
觉得日本要想跟欧美国家一样强大，不是简单模仿西方的制度，而是要提升自己的实力。他虽然明白西乡主张攻打朝鲜的想法，但清楚日本的经济状况不允许一边打仗一边发展经济，因此他反对攻打朝鲜。
这样一来，萨摩的势力变得四分五裂，力量减弱了。西乡隆盛也因此受到了一些限制。而大久保则因为能说会道、聪明机敏，在后来的辩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木户孝允是最早提出“征韩论”的人之一，但他后来出国考察后，发现日本需要一部根本性的法律，于是认为建立宪法才是当务之急。木户认为西乡的想法不切实际，如果让国家陷入全面的对外战争，新政府的权威将会消失。因此，他加入了“内治派”，成为反对“征韩论”的重要人物，这对“征韩派”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此外，“内治派”中还有一位秘密的支持者，那就是天皇睦仁。
在日本近代的天皇体制下，天皇拥有最终决策权。岩仓和大久保巧妙利用这一点，使得支持内部改革的一方最终取得了胜利。
“内治派”的成员们有时候也会意见不合，比如大久保和木户两人。大久保觉得应该先让国家富裕起来，把经济发展放在第一位。而木户则认为建立宪法制度才是最要紧的。因为对“征韩论”的看法不同，木户在1874年因为和大久保政见不合而辞职。不过，在这个时候，他们还是统一的，不论是发展经济还是建立宪法制度，他们都主张优先处理国内事务。
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和朝鲜的关系是平等的。日本政府在面对西方列强的威胁时，一些官员提出了“征韩论”，希望能通过侵略朝鲜来弥补在不平等条约中失去的利益。这一主张受到了幕府末期思想家吉田松阴的影响，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倾向。然而，由于大久保等富有政治经验的人士的努力，天皇最终否决了这一计划。反对派的领导人被迫辞职，这导致了政府权力转向以内部改革为主的派系，为大久保政权的建立铺平了道路，同时也确立了日本优先内部发展的国家方针。
“征韩论”争论的并不是是否要征讨韩国，而是应该在什么时间进行征讨的问题。争论的核心在于是优先国内治理还是优先对外扩张，同时这也涉及到双方争夺权力和利益的关系。“内治派”的胜利表明日本首先会专注于国内建设，然后等待时机再进行扩张，而不是完全放弃征讨韩国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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